原标题：《小偷家族》如何避免成为苦情秀？是枝裕和有解释
作者：Charles Bramesco
译者：Issac
校对：陈思航
来源：《Vulture》
如果家就是心灵的安放之处，那么是枝裕和拍的便是像家一般的电影。这位技艺精湛的日本导演，在其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涉猎广泛——一会儿拍了个漫改作品，一会儿又拍了个法律题材的惊险片——但最近他是因为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家庭的温柔、亲切的描绘而备受赞誉。
我们穷尽一生都在反复琢磨自己与父母、伴侣以及孩子的现状；是枝裕和已经活到一定岁数，能够通过引进一种全新因素来扰乱这些现状，这种因素重新调整了每个人的感情状况。
失踪了很久、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到来，婴儿出生时被掉包了的真相的揭露，又或是前妻对抚养权的争夺，这些情节几乎都不知不觉地完全将这些角色推入危机之中。等到观众察觉到赌注之严肃沉重之时，他们已经遭受了痛击，这就是是枝裕和独有的调性，平静而令人震惊。
新作《小偷家族》也走的这个路子，是枝裕和也凭借该片获得了大家梦寐以求的戛纳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在东京比较贫穷的某个角落，充满爱的柴田一家勉强度日，父母通过偶尔的自由性工作或更频繁的小偷小摸来实现收支平衡。友里（佐佐木美结饰演）家里对她并不好，柴田一家接纳了早熟的她，自此他们在杂货店偷摸拿取的把戏也多了一个帮手。
但之后，他们为了把友里留在家中而与政府机构展开的较量，也让他们所有人受尽苦难。这部电影在戛纳上常被批评为「轻微」，说是枝裕和避免真正地描写这个家庭的毁灭。我认为这种逆向而行的做法是对的，他的电影是大师之作，没有非要到达某种特定的程度不可，却令观众无比地心碎。
在一位专业翻译的帮助下，是枝裕和通过电话与《Vulture》连线。他正在巴黎拍戏，那是一部与朱丽叶·比诺什合作的电影。
他主要深入聊了聊这部今年最令人赞叹的电影之一：政治相关的和与政治无关的内容、麦麸蛋糕的象征意义、放弃苦情秀的选择以及他添进这首赞歌的深刻记忆，这是一首对家庭——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赞歌。
记者：对于不熟悉日本经济衰退的美国读者，你能否谈一下《小偷家族》设定的社会经济状况？
是枝裕和：如今日本的状况是贫困率上升不少，依靠社会救助的人也越来越多。作为一个老龄化社会，日本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在工作，因为他们退休了。这些全都给社会福利系统带来了压力。我真的认为这和当今政府有关，他们承诺要在社会救助项目上投入更多，却从美国购买很多武器。
与此同时，我想要澄清，这部电影没有批评某个特定的政府或社会系统。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揭露现状。那些是社会经济现实，但这部电影谈的不是这个问题。
记者：对于片尾孩子被政府收养的残酷悲伤的场景，你怎么看？其本意不是批判吗？
是枝裕和：在戛纳颁奖仪式的时候，凯特·布兰切特用「看不见的人」来形容这些角色。这没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对于福利系统的确是看不见的人。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生活在他们周遭的人不花一些时间去看看他们。
记者：你之前拍了《无人知晓》《如父如子》《海街日记》这些有关赤贫儿童和临时家庭的电影。在这些特定主题上，你希望《小偷家族》能够探索什么新领域吗？
是枝裕和：不同的是，之前的电影里的家庭最初是因善良、爱或某种联系才被绑定在一起，而这部片子中的家庭一开始是因为金钱和犯罪才绑定在一起。这就像是将他们绑定在一起的主要元素很难说是正确合适的元素。这就是这部影片的改变。
记者：很显然，你对家庭的概念很有兴趣，但大家对你的家庭知之甚少。你的成长是怎样的呢？
是枝裕和：就家庭而言，我没有在电影中直接表现我的家庭。但我目前的家庭状况是这样的：我结婚了，我很爱我的妻子和女儿。我的成长经历中，有父母和两个姐姐的陪伴。这就是我基本的背景情况，我就来自于这样的家庭。
但我看待家庭的方式以及我在影片中所处理的主题，一直随着我在三十岁、四十岁和五十岁时候对家庭看法的改变而改变。电影中有一幕是小男孩睡在橱柜里。橱柜门微开，他从里面看着外面的其他家庭成员。
我会说这就很像我本人。我会在橱柜之类的地方创造一片空间，一片不被打扰的空间——我自己的空间。我可以躺下来，透过微开的门观察其他人。
记者：我听说你在寻找题材的时候拜访过一家真正的孤儿院。当时你的情绪感受是怎样的？
是枝裕和：我并没有去到一家真正的「孤儿院」。我去的是一家由政府经营的机构，住在那儿的孩子的父母一定程度上都有些问题，酗酒、家暴或者其他类似的问题。我只是想一开始澄清下这一点。
我在那里的时候，一个三年级的小姑娘刚放学回来，她给我读了读李欧·李奥尼的《小黑鱼》。我恰好在那儿有机会目睹这一幕。那儿的工作人员说，「啊，不，别打扰他；他可不想听这些。」但小姑娘完全不理他们，继续读着，一直读到最后。读完后，我鼓掌，因为她读得非常棒。
这个小姑娘因为我的掌声高兴极了，她笑得很开心。我突然想到，她的《小黑鱼》是想要读给她父母听。我深受感动。我在拍《小偷家族》的时候就是带着这种感觉拍的。电影里的小男孩读《小黑鱼》是想要告诉他父母他正在读书。我一直记得那个小姑娘的自豪和愉悦。
记者：在描写贫穷的场面时很难不利用这些角色的挣扎，是吗？你是怎样展现这些人物的戏剧而不让观众觉得他们在窥探这些人的生活的？
是枝裕和：你是在说某种「苦情秀」之类的东西是吗？
记者：完全正确。趋避这种立场有什么技巧吗？
是枝裕和：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技巧，你也不能通过电影来编造那种穷苦或欺骗，让观众去相信你说的话。它来自于基本的世界观和对人性的感受，来自于创作者的深度。如果你有那种共鸣，你就不会走到窥探癖那条路上去。
你不能仅仅是同情；你得将看不见的东西变成可见的东西。让人们看见造成如此贫困的原因，这样观众才能用一种更全面、更复杂的方式来看待这些原因。这样才能避免落入苦情秀的圈套。
回到你最开始的问题：我不想在电影里使用这种呈现方式，好让观众离开影院的时候，说，「好吧，都是政府的错！都是系统的错！」这不是我想要刻画的东西。可能有部分原因是政府、系统，但看这部电影的人也有部分责任，他们最后得感受到这一点。
记者：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开始对可乐饼有了渴望，这在这家人的生活中有特殊地位。这种食物对你来说有什么情感意义吗？
是枝裕和：简单来说，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很爱吃可乐饼。所以这里有些怀旧情绪。我觉得这和那位老妇人有关。如今，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可乐饼了，但对于老一代来说，这还是很宝贵的。我记得我会吃可乐饼来让我祖母开心，电影里面可乐饼里蕴含的意味也和这有关。小女孩友里说，「我觉得奶奶在天堂里，」她是在说她吃可乐饼时的快乐会给奶奶也带去快乐。
记者：恭喜你获得金棕榈。自从戛纳之后的几个月里，你有注意到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变化或多了什么机会吗？
是枝裕和：非常感谢。我现在在巴黎拍戏，我想说这是因为金棕榈，但实际上这部戏已经开工有一段时间了。获得金棕榈后，我飞去纽约见伊桑·霍克，希望他能加盟我现在正在拍的这部戏。
我能够直接和他见面了，他也恭喜了我，说，「好吧，既然你已经获得了金棕榈，这就让我很难拒绝了！」总之，金棕榈可能有所帮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会让我拥有不错的合作伙伴。
伊桑·霍克
记者：我听说你的新戏是和朱丽叶·比诺什合作的《真相》，是吗？这是你第一次选择和西方演员合作，是由剧本主导吗？
是枝裕和：我现在正在拍的这部电影是基于我很多年前写的一个剧场剧本，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基本想法。我十年前就想要和朱丽叶·比诺什合作了，我当时想，也许我能把这个剧本拿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做点什么。我们没有完全使用这个剧本，它只是作为《真相》的基础，但比诺什就是这么加盟这部影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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